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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钱、留二人辞别开封南去后的第三日,开封南郊,老地方,颂公亭。又是一场送别,又是寂寥凉秋,又是重臣别京城。这一回的主角,没有意外,又是一位大汉政坛的风云人物,在大汉朝堂上声名显赫的宰臣——范质。

    关于范质的去职,是早有征兆,并且由多方因素造成的,性格是其一,经常有触怒皇帝的行为也是其一,与皇帝的治国理念渐有冲突也是其一。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刘承祐对于十多年以来大汉朝堂调整的考虑。

    从刘承祐继位前后,范质便为其所看重,累受升拔,待刘承祐登基为帝,更是作为从龙之臣,在短短的时间内,封侯拜相,成为平衡开国元臣的一个帝党代表。

    然而,十多年的宰臣生涯,让刘承祐觉得,他干得太久了。尤其是这三年的首宰经历,刘承祐认为,范质可为相,却不适合为首相,因为其性格与行事作风,在和协同僚,戮力办公方面,差得很远。

    总的来说,范质的个人品质是合格的,私德无亏,以刘承祐如今的威势,朝野上下,真正敢逆其心意,始终坚持个人操守的,也只剩下范质了。

    范质办事能力也有,而且不俗,就是欠缺一些气度,不论为人还是做事的气度,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日趋于保守。保守不是不好,只是不为此阶段的刘承祐所喜罢了。

    因此,范质被罢相了。同时,这些年被罢的宰相中,也只有范质算是正常卸任,政治的斗争没那么激烈,也多了少许人情味。

    从头到尾,刘承祐只是释放了一些换相的信号,范质接收到了,然后主动上表请辞。不像前任李涛,几乎是被逼着辞官。从这一方面来看,范质并不是那么完全固执,不识趣,不知变通。或许只是因为,在其任,谋其政,当其责,如此而已。

    颂公亭前,来送别范质的人员,还是不少的,六部九卿、诸司衙门,或亲赴,或遣代表,再加上一些亲友,倒也有些热闹,冲淡了些别离的伤感。

    范质在担任宰相的这些年中,没有大肆结党,同志者少,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势力,总体而言并不强。这也就代表着,在秉政期间,做事时难免有怠慢、迟误不能贯彻他意志的事情。每当其时,就是一场争端,结果往往是范质强压下去,以其性格,是得罪了不少人。

    或因利益受损,或因升迁受阻,或因个人冲突,种种原因,使得上下嫉恨的范质官员着实不少。不过,如今范质去职,过往的怨气似乎一夕之间消散一空,更多的人开始回顾其功绩,赞扬其品德了......

    范质罢相,也未尝没有缓解一下朝局矛盾,平息朝臣怨气的原因。当然,最终的结果,便是皇权的进一步强化。待范质去职,你看朝堂之上,还有谁敢直缨皇帝的锋芒。理性地讲,对于帝国而言,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情。

    刘承祐给范质安排的去处,去淮西任布政使,不过与一般的布政使所不同的是,加了同平章事,谓之使相。不过,这个使相与过去的节度同平章事是有本质区别的。

    至于淮西道原布政使刘温叟,在那边干得,总归不那么让刘承祐满意。事实证明,道德君子,人品无缺,但在治事上,单纯地依靠教化、通过道德去约束官民,怎能不出问题。

    让范质去淮西,也是想通过范质,去整肃一番淮西官场,扭转的风气,不管什么时候,在刘承祐这边,治实务更重于治道义,法更重于德。

    至于那刘温叟,被召回京师,去国子监教书,或许育人,更适合他。

    对于颂公亭的,范质也算是熟悉,这些年来,他也再次送了不少人。只是如今,轮到他了。不过,哪怕是罢相就职地方,面对众僚相送,范质仍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感动与热气,保持着那副古板的表情,严肃地道:“多谢诸位相送,此番情谊,老夫在此拜谢,不过,诸君多负要职,为我一老朽脱离职司,却有擅离职守之嫌,也易落人口实。还请速还!”

    见状,一干官僚,也有些无趣,朝其回礼,多少说了些场面话,陆续归去。其后,范质又把其亲戚呵斥回去,就是呵斥,并且告诫,他虽不在东京,但如敢借他名号招摇肆意者,必不相饶。

    做范质这样的大臣的亲友,确实不容易,非但少有好处,还受到更严格的约束,其治家之严,是朝野闻名的。当然,倒不是说范质的亲友日子有多苦,再怎么样都是亲权贵阶级,只是相对于其他人,再特权方面受到了极严的限制。

    范质能对官员劝离,对亲戚的呵斥,却无法赶走薛居正。前来送行范质的官员中,以薛居正权势最重,地位最高。

    看着他仍旧严肃的面庞,不由说道:“文素对同僚与家人,还是太严厉了!”

    “这么多年了,脾性也改不了了!”范质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自嘲道:“都说我范某人缘差,今日相送者,也不算少啊!”

    范质精神状态看起来很不错,薛居正也显得比较平静,都没有戚戚之态。一起站在亭中,欣赏着那一篇篇诗作,薛居正道:“李公当年离京时,曾做诗一首,今文素在此,就不吟咏一二?”

    闻言,范质满脸泰然,挥手道:“此番我走得坦然,并不需寄情于此,与其费神,莫若同饮一爵?”

    “自当奉陪!”薛居正儒雅的面容间,也流露出笑意。

    在僮仆的侍奉下,二人对饮畅谈,所议的事情,也逃不脱朝局、政务,这几乎是融入骨子里的事情。

    不过,言谈之间,范质的目光却不时瞟向官道,隐含着少许期盼。看起来坦然,但心绪岂能真的平静如水。

    然而,一直过了近两刻中,道途之间来往的,还是行旅百姓。终于,范质起身了,拱手向薛居正:“酒已罢,我也该启程了,子平兄,你我就此告辞吧!”

    “珍重!”薛居正回礼。

    心中微叹,蓦然转身之际,一行轻骑缓驰而来,护卫之中,是一名身着紫绸的少年。见到来人,二者皆感意外,匆匆出亭,躬身迎拜。来人,正是太子刘旸。

    “孤来晚了,范公切莫见怪!”刘旸平复了下气息,那已具几分威严的小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刘旸此来,自然是代表皇帝相送的。

    “怎劳太子殿下亲来?”虽然心里高兴,范质面上仍旧沉稳,嘴里谦慎应道。

    ......

    “卿也要请辞?”崇政殿内,皇帝刘承祐语气中透着几分诧异。

    如果说范质的辞官,是在其掌控之中,那么,此时面对薛居正的请辞,他是真感到意外。而意外,是刘承祐所不喜的,打量着站在御前的薛居正,刘承祐的第一反应,是在怀疑其用心。三司使薛居正,并不在他此次对朝堂人事调整的范围之内。

    迎着皇帝有些扎人的目光,薛居正一脸平静,双手端在胸前,从容地应答道:“启禀陛下,得蒙陛下信任,臣得署三司,管理财政,已历八载有余。三司之务,素来繁剧,虽不敢言殚精竭虑,也是诚惶诚恐,以臣之能干,也只是勉为之。今臣年事渐高,愈觉力不从心,为免贻误国事,还请陛下另择贤能充任!”

    薛居正的话,刘承祐只当他是托词,盯了他一会儿,脑中闪现着各种念头。良久,薛居正压力渐增之时,终于开口了:“若薛卿觉得三司事务繁重,尽可直言,朕可着人分担,何必请辞?”

    事实上,一直以来,对于薛居正在财政上的管理,还是很满意的。要是做得不好,也不可能让他一干就是八年。

    “实在是臣的精力、能力,已难以堪当其任,还望陛下成全!”薛居正说道。

    闻言,刘承祐笑了笑,目光都仿佛变得冷了几分,道:“既然如此,朕也不勉强薛公了。卿欲弃朕而去,朕也不好强留!”

    “陛下言重了!”感受到刘承祐语气中隐隐的不善,薛居正脸色微变,薛居正赶忙道:“臣虽去三司,却希望向陛下另谋一职!”

    听他这么说,刘承祐的神色终于有所缓和,并且来了兴趣,问道:“哦?是何职位,能让卿放弃三司要职?”

    “三馆编修!”薛居正回答道:“唐末以来,世道纷乱,至于大汉,方才归治。梁唐晋三代,虽仅数十年,却承上启下,需加以整理,记叙其事......”

    闻其想法,刘承祐眼中的不悦之色总算消散了大部分,考虑了一会儿,道:“朕素喜读史,卿既有此志,也是好事。不过,区区一个编修,怎能配卿,可为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至于编纂人选,三馆文才,翰林学士,卿自可调用!”

    “谢陛下!”薛居正赶忙拜谢。

    “不过,卿若离职,何人可继三司?”刘承祐又盯着薛居正,垂询道:“此事,卿最有发言权,当给朕举荐几个能才!”

    薛居正原本是想避讳的,不过注意到他的眼神,还是认真地思量一阵,禀道:“京畿转运使阎晋卿、川蜀水陆转运使张美、盐铁转运使雷德骧,此三者,皆有主事之才!”

    “嗯,朕会考虑的......”

    范质、薛居正的相继去职,对大汉朝堂而言,就像一道惊雷。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涉及军政,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乾祐十二年的下半年,刘承祐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内外官僚的调整上。

    接替范质为首相的,乃是魏仁溥,他总领国政后,太子太傅职被夺了,刘承祐又加封薛居正为太子宾客。

    慕容延钊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正式出将入相;陶谷苦熬多年,以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终于拜相;昌黎郡王慕容彦超,拜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另外就是,新任的三司使阎晋卿,同平章事。



    乾祐十五年(962年),春,二月。

    由于春闱的缘故,东京明显更加热闹了,八方士子,齐聚京师,为东京盛世光景,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事物的发展,有的时候却是离奇,乾祐初期的那几年,各项典制都有缺漏,皇帝对于科考却表现出了格外的重视,恨不能每年都举行,且每次所录进士的人数,远超前代数倍乃至十倍。

    然而,发展到如今,朝廷关于科举的各项制度,已然十分完善了,从地方到中央的三级考试制度,也已确立。但自乾祐九年以来,其中却几度耽误,只在乾祐十二年秋,举行了一次制举,算是给州县待考的士子们解了解渴。

    说起来,此番春闱,在名义上还是立国以来的第二次常举。按照皇帝的意思,自今以后,三年一大考,是为常举,以为常制。

    只是,比起初年的照单全收,如今科考的要求却更高了,对于文人而言,国初的福利已经消退不少,每科所录人数,也是锐减,受到严格的控制。一是大汉已经没有那么多位置空出来,二则是如果烂大街了可就不值钱了。

    不过,刘承祐当政,不论怎么变,对于读书人实务、综合能力仍旧是更加看重的。死读书的人,难入法眼,文章做得再好,在刘承祐这边,至多当记室、文书,甚至于若没点政治、政务见识,连文书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当然,刘承祐对于博学之士、饱学鸿儒,还是很敬重的,三馆及翰林两院也收容了大量人才,地方上也多给待遇,在治学治德上,还是支持他们去做的。

    即便如此,文人对于科举的热情,也不曾消退,反而更加积极,几乎是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尤其是进京赴考,这可是争取仕途起点的机遇。

    随着国家归治,政治逐渐稳定,经济趋于繁荣,在当下的大汉朝,文人的春天还未彻底到来,但武人逞凶的时代却是彻底过去了。各项制度的完善,对于文臣而言,能够看到的,是一条康庄大道。

    今岁的主考,乃是礼部尚书刘温叟,此公在科举选才方面,还是有些造诣的,识人之明,名气颇大。

    在士子备考期间,皇帝刘承祐便服出宫了,微服私访,不过访的不是市井民情。在严密的护卫中,车驾停在王府前,一身墨色绸衣的刘承祐下得车驾。

    “爹爹!”清脆的呼唤声,十分悦耳。

    “别急!”刘承祐冷峻的面容间流露出温和的笑意,看着站在车辕上长相精致的女童。

    想去抱她,人家不乐意,而是任由刘承牵着手,自个儿跃至地上。此女,自然是大公主刘葭了,皇帝最宠爱的女儿,如今已经九岁了。

    “去叫门吧!”朝身边一名换了常服的内侍吩咐道。

    “是!”

    刘承祐的太监头子,又换了一名,这回是个老宦者,已经五十多岁,名叫孙彦筠,在唐、晋宫廷都当过内侍的。

    至于此前的孙延希,已经被刘承祐下令处死了。原因还在于昭烈庙的修建上,在监修期间,他大役民夫,致死颇多,再兼将之修得过于浮丽,为了供应修建,还搅扰地方。

    皇帝很重视昭烈庙,是以关于其修造,各方面的都是咬牙配合,这也就给了孙延希逞威的机会。直到刘承祐巡视工程,察其异状,大怒。紧随其后,关于孙延希的各种罪状,纷至沓来,甚至包括在北伐之时,其因病回京休养期间的一些违法之事。

    结果嘛,自是处死了事,这对大汉朝而言,可以说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于刘承祐,却在他心里埋下了一根刺。

    孙延希,曾经的内侍行首,天子近侍,皇宫之中,论地位除了张德钧就是他。在刘承祐身边侍候的那段时间,恭顺本分,虽讷于言,也不敏于行,但刘承祐用得顺手。然而,在刘承祐目光所不及处,竟是那般可恶的一张面孔。

    同时,受到迁怒的,还有张德钧。孙延希的罪行,身为皇城使的张德钧会没有察觉?按他的说法,是无实证之前,不好贸然进奏。但这种借口,哪里能说服刘承祐,如果要证据,为什么他巡视完工程,举报就纷至沓来?

    事实就是,背后有张德钧在推动,至于原因,也很简单,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而张德钧也一直默默等待机会,等抓住他致命的把柄后,再推他一手......

    了解了这些,刘承祐是寻了个由头,将他痛骂一顿,算是一种警告。事实证明,人心难测,想要控制一个人,哪里是容易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手中掌握着一定权势的人而言。似张德钧者,在面临利益安危相关的事情时,也不免谋私。

    张德钧聪明的是,没有去碰底线,将其事,局限在家奴、走狗的内斗之上。

    王府,不是哪个亲王、郡王府,而是宰臣、崇政殿大学士王朴的宅邸,院落规模中等,无奢华之气,少浮丽之景,僮仆不众,但规矩森严。

    就像一个恶客临门,不让通报,刘承祐直接让其管事,引着他前去见王朴。而随行的卫士们,也都毫不客气,占据各处,封锁诸院。

    穿过几个曲折的廊道,被战战兢兢的管事引至王朴所处厅室。人未至,已听得其间几声咳嗽,空气中也弥漫着淡淡的药香。

    跨入其间,放眼望去,所见便是躺在病榻上的王朴。在榻侧,其长子王侁正恭敬地侍药,抬眼见到刘承祐,父子俩都脸色微变。

    王侁放下药碗,直接起身跪倒,而王朴则挣扎着起身:“怎劳陛下亲至?”

    “不要激动,你身体不便,躺着吧!”见状,刘承祐立刻道,旋即朝王侁示意了下。

    见状,王侁也赶忙起身,取过靠枕,把老父扶坐而起。刘承祐则直接坐到榻边,公主刘葭也陪着坐下,小腿一掂一掂的,平日里活泼,但该乖巧的时候也十分听话。

    “竟未知卿病重如此啊!”看着王朴蜡黄、瘦削的面庞,刘承祐叹道。

    王朴声音显得中气不足,仍旧显示着他对皇帝的敬畏,说道:“疾病缠身,以汤药之晦气,污陛下圣体,是臣的罪过啊!”

    “卿不必如此!”刘承祐安慰道:“我既然是圣体,自然是百害不侵的了!”

    比起正史,王朴算是续了一大波命了,不过,终究只是续命,以其对国事的投入,劳心伤体,熬到如今,已然不容易了。这三年,已有不豫,一直到去岁冬,终于一病不起。

    说起其病况,就四个字,积劳成疾。

    “卿乃国之重臣,功勋之人,十数年如一日,为国操劳至此,还需善加调养,万勿保重啊!”刘承祐有些动情地说道。

    闻言,王朴嘴巴则稍微咧开,病态的脸上,流露出笑意,两眼深陷,但眼神却焕发着神采,应道:“臣这一身烂皮囊,仅以药石续之,不可挽回,仍旧苦苦坚持者,只盼能够亲眼见到大汉江山一统,那么,虽死无憾!”

    王朴这番话,满是对统一、对社稷的热枕,刘承祐也不禁动容。与之对视着,刘承祐言简意赅,像是郑重的允诺:“卿之愿望,会实现的!”

    “以陛下之雄才大略,自能克成!”王朴也很肯定,看着刘承祐:“陛下打算启动南征了?”

    点了点头,刘承祐也不避讳此事:“休兵养民三载,是到了结束此乱世割据的时候了!”

    “那臣就提前恭贺陛下,横扫江南,廓清宇内,再造太平!”王朴苍老的声音显得有力了几分。

    看他有些激动,刘承祐赶忙安抚。

    “你在家赋闲也有三年了吧!”为了照顾病人,刘承祐与王朴稍微谈了谈,就把注意放到王侁身上。

    王侁三十出头,留着一抹小胡子,长相普通,身形瘦削,在气度上,与其父完全没得比,不过,目光之中倒隐隐露出一些精明。

    此时闻问,心思微动,赶忙应道:“回陛下,正是!”

    王侁原本在禁军中的当军官,最高军职曾任武节军左厢第三军指挥使,后调入兵部任职,三年前,与同僚起了口角互殴,然后就被免官。也是由于王朴的关系,否则也不会被一撸到底。

    “总待在家里也不是事,该出来为朝廷办事了!”刘承祐这么说。

    “谢陛下!”王侁顿时一喜,赶忙道。

    眉头稍微蹙了一下,讲道理,多少应该谦辞一下,尤其还是在老父病榻前的情况下。

    这边,王朴则屏退王侁,感慨着对刘承祐道:“陛下欲启用王侁,多少是看在老臣的面子上,臣铭感于心。然知子莫若父,王侁乃中人之姿,稍有短才,然心胸狭隘,急功近利,陛下可用之,却不可大用啊......”

    看着王朴,刘承祐脸上的意外之色迅速敛起,略作沉吟,而后叹道:“卿如此公心,堪为人臣之极啊!”

    离开王府时,刘承祐的心情有些沉重,王朴的病况,不容乐观,就如其所言,几乎强撑着,想看到一统天下的那天......



    “爹爹,王相公是不是要死了?”回宫的车驾内,气氛略显沉抑,大概是觉得太安静了,抱着刘承祐腿坐着的刘葭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

    “不许胡说!”闻言,刘承祐顿时轻斥了一句。

    低头看着他的公主,或许是语气有些严厉,那清亮无辜的眼眸中,不由泛起了少许泪滢,仿佛不安抚一下,就要落泪了。

    见状,刘承祐微微一叹,摸了摸她的童髻,轻声道:“王公是大汉的功勋,是为父的股肱之臣,他身体不爽,更当诚心祈愿祝福,虽则童言无忌,却也不能妄言!”

    “嗯!”面对父亲的教诲,刘葭微微埋下头,呢喃道:“我知错了!”

    当然,刘葭的话也不能完全说是错的,因为王朴确实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乾祐十五年,刘承祐自己都快三十二岁了,更何况王朴。

    时势造英雄,王朴不能用英雄来评价,但他是这个乱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英杰,却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一直到四十多岁,才参加可靠,折状元桂冠,出仕为官。为刘承祐所重,几度跃迁,委以大事,一晃就是十三年多。

    在轰轰烈烈的乾祐前期,涌现出了无数英杰,共同消除动乱,打造盛世,而王朴则在这十几年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管怎么说,王朴这一生,也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建功立业,位极人臣,青史留名。并且,即便真的去了,盖棺定论之时,刘皇帝对他也绝对不会薄待,该有尊荣一点都不会少。

    很快,心中的那点戚戚之感迅速别掐灭,固然是刘承祐心如铁石,也在于这么多来,他已经历了太多功臣重臣的离世。在时间的伟力下,老臣的凋零不可避免,王朴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心绪恢复平稳,刘承祐又对刘葭道:“快到我家葭娘子生辰了,可曾想好,要什么礼物?”

    闻问,小脑袋抬起,翘起尖尖的下巴,刘葭想了想,说道:“爹爹所赐,儿都欢喜,不当挑拣!”

    刘承祐不由笑了,这就是他喜欢这个长女的原因,平日里好强活泼,但小小年纪,已经表现出“情商”了,尤其在取悦刘承祐上。

    说起来,下个月,又要到嘉庆节了,他刘皇帝也又要长一岁了。自从多事的乾祐十一、十二年以后,按照既定的国策,由东到西,自南至北,大汉所控制的广大地区,都奉行休养生息之策。对于封建帝制的王朝而言,与民休息这四个字太重要了,这代表着秩序的恢复,生产力的发展,统治的稳固。

    当然,北伐结束的这三年间,也并非无为。

    首先,对于全国军事的调整彻底完成,前前后后共耗费了两年的时间,才彻底为结束,经过一番整改,全国军队加起来,也就二十万出头,比起汉辽大战前,还有所削减。

    休养生息嘛,自然不好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也是大汉的外部环境,已经十分舒适了。当然,兵力的削减,不代表战争潜力的削弱,汉辽战争的影响还未彻底摆脱,但是爆兵的能力还是强悍的。

    裁减的军队,也都做了各种安排,除了回乡种地的人之外,多有职位,继续夯实着朝廷对于基层的影响。

    其次,则是对大汉官僚系统的调整,这同样是个旷日持久的工作。大汉立国的这些年,尤其是刘承祐继位的这十多年,进行了大量的制度重建、改革,但是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详细的梳理。

    此番刘承祐做的,就是这件事,尤其在权责方面,划分更加明确,查漏补缺,使得整个官僚系统更加合理,增强治务实力,提高行政效率。

    伴随着的,是对中央及全国官吏的大调整,十多年以来,因为国家的主旋律是“统一”,地方权力虽早已归附中央,但在官员的任用上,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当然,刘承祐的调整,不是一概罢免,而是考核、调动,陟罚臧否。像那种,在一任上一待就是七八年乃至更久的,是重点整改对象。这种情况,在开国初期,还是比较常见。

    这种调整,一直到去年夏,才真正告一段落。到如今,大汉的军政,才真正走向正轨,此前制定好的制度,在落实程度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至于其他方面,皇帝的意志,体现在交通上,朝廷在治河、修路、疏通漕渠的事务上投入了大量人物力。担着工部尚书的雍王刘承勋,几度出京,视察黄河、汴水的治理工程。为防决堤,还专门下诏,让黄、汴流域州县,安排沿岸植树,两年多的时间内,植杨柳超过三十万株。

    同时,为了弥补财政,朝廷终于把目标指向商旅了。此前,有皇帝压制着抑商的声音,使得大汉商业呈放任式发展,但在以农为本的帝国,终究轮不到商人为所欲为。

    是以,当刘承祐露出这个意思后,割肉的宰刀很快就挥下来了。三司除了出台一系列规范市场秩序的政策外,还有一套相对清晰简明的商税制度,税、市税的收取,对于各类商品的税率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同时,对于税吏也进行了制度规范,缴税与收税,本来都是相互的,至少在制度是容不得任何一方乱来。

    这就像一张松散的罗网,突然紧密起来,直接围向商贾人群。当然,这并不代表对商业的扼杀,这是一种规范,使其良性发展,只是在很多执行的官吏而言,这就是一场因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杀猪行动。

    并且,在朝中还是引起了一些反对的,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原因也很直接,侵犯到了他们的利益。虽然大汉明文规定,担任公职者不能经商,严禁官商勾结,但是,这哪里是禁得了的。

    刘承祐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想要对商业进行整顿时,也是谁都拧不过他的,些许的阻力,甚至不能延缓其势。

    甚至,刘承祐都没有亲自下场,只是授意武德司、三司使配合三法司进行了一波反腐打贪,主要针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朝廷因为被处置了一大批官员,而商贾之中,东京有名的富商何福殷被拿来当做典型处置了,以其行贿、不法经营,斩首、抄家、流放。

    这个背景深厚,在东京辉煌了十多年的巨富之家,最终落得个惨淡收场,什么关系都用不上。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在权力面前,再多的钱都无用,不加收敛,反遭钱祸,倒也引起了不少人感叹。

    而就刘承祐个人方面,这三年里,他又添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皇室愈加兴旺昌盛......



    于大汉而言,过去的三年,是开国以来外部环境最良好的三年。最大的改变就是,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大大减小,甚至可以说,在新的边防体系构成后,契丹已无法对大汉朝造成太大的威胁。

    最主要的,还在于辽国本身的情况,不容乐观。汉辽大战所造成的创伤,可是刻骨铭心,时至如今,辽国仍未从中缓过劲儿来。

    虽然在辽国君臣的努力下,也奉行休养生息之策,发展生产,但大量精壮人口的损失,根本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得到恢复的。

    在对外,辽国采取收缩势力的做法,尤其与大汉接壤的地区,更是严禁牧民南下游牧,尽量与大汉保持着安全距离。

    大汉山阳的驻军,时不时地遣轻骑北上,巡察长城内外,趾高气昂,展示军威。但在民间,在双方上层的默许之下,汉胡之间的贸易却得到了重新发展,并日趋繁荣,并且在乾祐十四年就恢复到了大战前一年的规模。

    大汉这边,是一举两得,既有政治意义,也有经济收益。来自草原的牛羊马驼,给重建的山阳提供了足够多的畜力,并且大利财税。辽国这边,也通过交易,获取了来自大汉的盐茶酒粮布陶瓷器等物资,这也是饱受战争影响的辽国十分稀缺的。

    当然,在贸易之中,辽国普通的部民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生计仍旧困苦,虽然是游牧国度,但是牲畜也不是无限的,其牧养也是需要时间,需要良好的游牧环境。

    但不管如何,在双方都秉持着和谐发展的情况下,北方局势,还算安宁,虽然偶有冲突,但无碍大局。

    不过,战后汉辽之间的关系,还是处于敌对的紧张状态,虽然只是表面现象。大汉无意北伐,契丹则无力纷争,只是在大汉手中吃了那么大的亏,为了安抚国内情绪,也需要通过树立这么一个强敌,用以凝聚人心,缓和国内矛盾。

    但打耶律璟与有识的辽臣心里,短时间内是完全不打算与大汉再启战端的。他们所奉行的国策,就是休兵养民,积攒实力,默默等待机会,等待复仇的机会。

    当然,一场汉辽战争,也使得契丹人对大汉实力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了解,关于未来的汉辽交锋,辽国将臣中如耶律贤适、耶律斜轸者,提出了新的构想。

    耶律贤适是有与石守信、郭崇威在阴山以南的游击经验,耶律斜轸则是亲身经历了汉辽之间的正面交锋,多有体会。

    二者的意见,今后汉辽战争,当尽量避免与其正面决战,而以广袤的草原做战场,倚仗其主场纵深优势,充分发挥辽军的机动能力,袭扰、拖延、迟滞、疲敝之,而后寻机破敌。

    这样的改变,是大败之后,痛定思痛,不得不做的改变。但是,这也意味着,辽军的战略战术,趋于保守,自动把自己代入守方。

    另一方面,虽然在汉辽关系上,契丹采取了避其锋芒,收缩势力,耶律屋质却向辽帝提出了一个战略,那就是西征,向西面拓展势力范围。

    一直以来,辽国的统治核心区域,一直在东北部,与过往的草原霸主所不同的是,对西域却没有更深的开拓。

    按照耶律屋质的建议,辽国向西发展,既可夺取土地草场,丰富人口,还可掠西部部族以肥其身。更重要的,若能侵入西域,乃至扼断河西走廊,那在将来的汉辽战争中,可供辽国选择的余地会更多。耶律屋质也不愧是辽国上层中少有的有识之士,这是着眼于将来了,大汉这些年在西面的开拓,可是瞒不过明眼人的。

    对此,耶律璟是持认同态度,南面大汉其势正盛,不可与之争锋,但西面的势力,于大辽铁骑而言,又算不得什么了。

    西进的国策虽然定下,但却视为绝密,只有少数辽帝信得过的文武知晓。一者,以辽国的情况,在短时间内无法组织起一股足够强大的西进力量;二者,辽国若西进,汉军也必有反应。

    因此,在正式启动前,辽国需要做好更充足的准备。这就不得不说刘承祐派李万超收复河套、重建九原的决策了,这不只巩固边防、拱卫河西,还影响到了辽国的西进。

    不过,这些都难影响到辽国的战略决策。这三年间,辽帝耶律璟出巡的次数多了,而其中向西的狩猎活动就有三次。

    而耶律屋质,在向耶律璟提出最后一条进策后,就在乾祐十三年春,伤情恶化而亡,给杨业的功勋上又添一道光彩。从高模翰、耶律琮、耶律挞烈再到耶律屋质,一场大战,使辽国应历初年的名臣大将,足足殒落了四员。

    耶律屋质之死,对于辽国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其威望之高,功勋之重,堪为辽臣第一人。对于这个扶立自己,辅弼自己的良臣,其逝去,耶律璟十分悲痛,最终给他以极其崇高的后事尊荣。

    从整体来看,辽国外部的环境可称良好,恶劣的内部情况也得到改善,逐渐趋于安稳。但是,其内部仍存隐忧,持续了三十年的皇位承继矛盾,不是一场血腥清洗就能解决的。

    三年前那场叛乱,虽然解决了一大批的政敌,使得耶律璟个人权威大涨,但皇室内部的矛盾并未消除,并且血腥的杀戮,让很多人与耶律璟离心离德。最重要的,是作为核心统治集团的内四部族力量遭到了极大削弱,这是个不小的隐患。

    同时,这些年中,辽国所控制的漠北诸多部族中,也发生了几次动乱,虽然都被迅速被扑平,也证明其对下属仆从部族控制力的下降。甚至于,东北的女真族,都有使者穿过重重阻碍,到东京向刘承祐朝拜,虽然并不能代表整个女真部族,对大汉而言,却也是个不错的征兆。

    更让耶律璟糟心的,是其兄弟,耶律德光一共五个儿子,除了幼弟耶律必摄比较踏实恭顺之外,都不怎么安分。

    三弟耶律天德早年因为参与对耶律阮的叛乱被杀,二弟太平王耶律罨撒葛在他继位之初就因为谋反被流放到西北招讨司,耶律喜隐造反时,就曾联络耶律罨撒葛,希望能联合他,共谋大事,并允诺将漠西地区封给他。

    只是被果断拒绝了,同时还回信痛斥之,有一点耶律罨撒葛还是很明白的,兄弟相争,那还局限在耶律德光一脉,皇位不能容许旁系窃据。

    不过,趁着耶律喜隐造反的机会,耶律罨撒葛还真在西北控制了一定的势力,待乱事平定,对于耶律璟而言,这个弟弟又有让耶律璟头疼了。

    还有一个就是安平王耶律敌烈了,他与耶律喜隐那些人,牵扯有些深,虽然最终没有实质上的参与,也让耶律璟颇为不满。对于几个兄弟,耶律璟实则是很看重的,存有不小的期望,然而一个个都惦记着皇位。

    另外,在战后的恢复中,辽国加大了对渤海地区的掠夺,这也引起了原渤海贵族的不满。自从灭其国后,辽国对于渤海遗族遗民一直采取的是怀柔安抚政策,并逐步消化同化,保留了其贵族的权力地位,几乎尽收其地其民。

    因此,这骤然的压榨,不出意外地激发民怨,到乾祐十三年冬,渤海故地发生了一场叛乱,叛军盛时,达两万之众。不过,辽国经营多年,统治根基纵然不能用牢固来形容,也不是一干渤海遗民所组成的乌合之众能够动摇的。不过两月,就被辽国的东京留守高勋平定。

    说起来,经过与大汉那么一场烈度极高的战争,打生打死,对于一些汉族大臣,耶律璟反而采取重用的态度。比如这高勋,因为在辽东击败了登陆的郭廷渭军,将其尽数赶回渤海对岸,保障了辽东的安宁,战后就被耶律璟提拔为东京留守。在用人方面,辽帝有时候还真是有些魄力的。

    而经过那么一场叛乱,辽国也不敢再对渤海故地行压榨政策,也顺势安抚。不过,通过此乱,也消灭了不少跳出来的敌对分子,而通过前期对其掠夺,财政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从根本而言,这对辽国的统治是有极大负面影响的。

    就这样,纷纷扰扰计三年,一直到今岁,辽国上下,才算真正安定下来。但是,因为受创过深,这伤口还得继续舔......



    对于北面事务,大汉也不是一概采取保守,军事攻势虽然停止,却大搞政治攻势与经济攻势,针对于诸多的少数民族,刘承祐特地成立了一个衙门,理藩院,由陈王赵匡赞负责诸族的延揽管理事务。

    东北方向,由于道路阻隔,交通控制,再加辽国有所防备,虽然同室韦、女真、奚人、渤海等族有所联系,但规模终究不大。

    而朝廷的重心,主要放在同高丽国的交往上,这三年间,双方往来密集,政治上的联系日趋紧密。高丽王王昭,对朝廷十分顺服,几番遣使入朝,进贡学习,并延请朝廷派人指导其制度建设。对此,刘承祐派了不少博士、僧侣、道士东渡,当然也有些官吏。

    这几乎是一场政治扶贫,自从平定叛乱后,高丽王权威大涨,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再加上,扯着大汉的虎旗,其改革已大见成效。等到乾祐十五年,高丽国已是内部矛盾得到控制,功臣、贵族的弊病得到改善,王权得到强化,国力也逐渐迈向开国以来的顶峰。

    对于高丽国的情况,刘承祐也有所关注,就刘承祐本心而言,或许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然而,个人情感终究不能影响到国家大略,针对辽国,高丽是刘承祐选择的一个得力盟友。再加上,此时的高丽国,对大汉也足够恭顺,并且在对辽之事上,早已取得共识。

    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济利益,两国之间,每岁通航的海船达两百多艘,两国贸易开历年之最。从中,大汉获取了不少的收益,尤其是大量的铜料自高丽输入。

    而在与高丽的交通之中,更东的日本也得到消息,开始组织使者,朝觐中原。

    相较于东北方向的平静,西北的局势,则要更复杂一些。首先是定难军,自李彝殷被扣留在东京后,其内部果然产生了分裂。

    明眼人都知道,李彝殷是被朝廷强留的,但是,并没有造成定难军上下同仇敌忾、共度时艰的局面。一方面源于朝廷的政治攻势,一方面也因为定难军内部的矛盾,很多人都有意采信李彝殷是留恋开封浮华而舍弃夏绥,不愿西归,在开封享福。

    起初,李彝殷在进京前,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而事实上,这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李光睿也确实掌控了定难军军政大权。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就出现了,出在拓跋李氏内部。仅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理由,就可以拿来攻讦,再加上选择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来打击其威信,如此一来,矛盾日益凸出,到乾祐十四年,李光睿已经无法彻底控制局面,定难军形成了事实上的分裂。

    首先是遂州节度使李彝全,不奉其令,并向朝廷上表,弹劾李光睿,窃取帅位,图谋不轨。紧随其后,是银州刺史李光俨,虽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却也有疏离态度。

    至此,定难军所辖四州,真正听命帅府的,只有夏宥二州,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也只有夏州了。于定难军而言,更艰难的,是节度使还远在开封。

    定难军的分裂态势,固然有卢多逊在背后挑动,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矛盾。而其矛盾根源,也在于节度世袭。

    拓跋李氏的崛起,关键在于李思恭,那是党项定难军的奠基人,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个多世纪,在很多党项人心中,其威名犹在。

    然而,李思恭死后,以其子少不更事,承继节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谏。李思谏死后,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继位,但又因兵变被杀,帅位落入李仁福之手,属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脉,一直到如今。

    李仁福后是其子李彝超,直至李彝殷,从其世系流转就可知,定难军的传承隐患很大。李彝殷若在,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足以弹压。

    然李彝殷不在,李光睿一则威望不够,二则无朝廷敕书,老辈的事情,历史的遗留问题,就都可以拿出来说道了。

    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础足够深厚,否则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业都是问题,很有可能在反对者的力量下被驱逐。

    事实上,卢多逊就曾汇报,遂州的李彝全联络他,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持,驱逐李光睿,使夏州真正归附朝廷。然而,其小心思,哪里能瞒过朝廷,给出的反应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当然这也算表明态度了。

    对于定难军如今的形势,就朝廷而言,已经满意了,内部分裂纷争,却也没到同室操戈的地步,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完美。

    事实上,倘若定难军真的内战了,于当下的大汉而言,反不是好事,那很可能影响到整个西北局势。不过,他们也暂时没有内战的基础,外有朝廷的把握,内部则是夏绥银三方互为牵制。

    而一旦有先动者,又很可能引起公愤。定难军的分裂,始终局限于其内部,而其他党项部族,少有参与,都是默然坐观,而是在积极与朝廷所控州县交易。

    去岁夏,苦于内部难宁,争端不休,心力交瘁的李光睿以夏州留后身份,向刘承祐上奏了一封奏章,大概意思是希望能够放还李彝殷,还夏绥百姓以安宁,他愿自己赴京,做质子。

    对此,李彝殷“主动”回了一封信,说他在东京待得很好,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正当安享晚年,让他善掌夏州军政。其后,朝廷便下了一道制书,正式扶正李光睿,以其为定难军节度使。

    这道任命,算是给了李光睿名分,但已经分裂的拓跋李氏,却再难回到当初。也因为朝廷的手段,李光睿心中愤懑,对朝廷日益不满。

    而在定难军内部纷扰不断之时,其南面,却有一个吃瓜群众,高绍基。到乾祐十五年,高绍基对延州的统治,已然名存实亡,高绍基虽然仍保留着节度使的名号,但军政实权已然被朝廷所掌控,枢密院派了个名叫曹翰的将领主持延州军事。

    而高氏一族,也陆续迁到洛阳,高绍基也两次向刘承祐请命,希望能回朝任职。

    党项事务之外,朝廷对陇右、河西方面的开拓,也在持续进展,与回鹘、温末、吐蕃的交通往来愈加密集。褒国公王景,在此前西拓的基础上,继续西进,重新把兰州纳入管理。

    兰州以西,继续遣人招抚,因为拓地兼抚戎之功,王景在乾祐十四年,正式由渤海郡公的晋爵褒国公,而王景至此已七十三岁,可以说,其晚年基本都奉献给了大汉在西面的事业。

    至于同大汉联系已深的凉州,在多年的铺垫下,也由中央派遣了几名官吏前去,进行管理。折逋氏在朝廷支持下壮大,冠绝温末诸族,原本是有所忌惮的,所幸其还算老实,没有为此设阻,走那取死之道。

    到乾祐十五年,大汉的势力,已彻底推进到河西地区,影响遍及河西走廊。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则是,在这种回归式的拓展过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西北的诸多部族中,多了不少敌视的目光,反对的声音。

    而控制甘、肃地区的甘州回鹘,在大汉的这种扩张势头下,也表现出了浓浓的忌惮。也就是大汉的脚步比较稳当,采取的也是温水煮青蛙的手段,经济利益在前,政治手段随后,再有军事实力威慑,方才没有大的动乱。

    当然,随着卢多逊及诸位将吏关于各项西北事务的汇报,在刘承祐心里,也已勾画着一幅蓝图。西北地区,在将来还是需要整改的,在重返河陇乃至西域的过程中,怀柔是必须的,但不能作为唯一手段。

    。



    至于南方,作为大汉战略所向,重点照看方向,自然也是风云起伏。自从北方大战,以大汉胜利告终,汉朝廷将目光转向南方时,仅剩的几方势力,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主要指南唐、南粤两国,尤其是南唐。

    朝廷这边是越发咄咄逼人,南唐则是步步后退,虽然知晓大汉统一之志,但是朝廷意志不敢违逆,在其动兵之前不敢对抗,岁贡也不敢短缺。整个南唐,完全陷入一种待死状态,自上而下,都处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因为绝望,知其必然,是以逐渐堕落、沉沦。

    在汉唐之间淮南战争结束后,以韩熙载为首的江北士人集团,曾主政了一段时间,厉行改革,打击权贵、大地主、官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财政也得到改善。

    在那几年间,南唐国力虽然因尽失江北而疲弱,但整体而言,还算安定,有江南的底子,又没有断绝与江北的联系,经济也有一段繁荣期。

    那段时间,在满足岁贡之余,南唐还积攒出了不少钱粮,用以发展军事,扩充武备,南唐军队战力翘楚润州军就是在那段时间被林仁肇训练出来的。黎民百姓,因之得到了好处,土地兼并得到抑制,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但代价就是,上层的冲突日益尖锐,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官僚、地主彻底走向联合。

    因而,好景不长,随着唐主李璟又逐渐耽于享乐,继嗣问题隐患重重,冯氏兄弟以及南方士族的复出启用,再加上钟谟等心向北方的官僚在串联,一系列的状况都给南唐的国势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直到李弘冀杀叔之事爆发,作为政治上的亲近者,韩熙载受到牵连,彻底失势,冯氏兄弟再度掌权,也正式宣告着南唐那脆弱的安定繁荣,宣告破灭。一切不利于贵族、官僚、地主、商贾的政策,都被废除,韩熙载的改革成果终究化为乌有。

    自上而下,都回到了曾经的状态,并且因为大势的缘故,更加疯狂,更加极端。而丢了江北后,经济上使得江北、江南的互补平衡被打破,国家日益沉重的负担,也完全转嫁的普通百姓身上。就在这几年间,原本繁华富庶的江南膏腴之地,粮食、布匹仍在高产,然底层的百姓却日益困苦,民怨极大。

    就李璟个人而言,改革的成效他不是没有看到,为何会改弦更张,放弃韩熙载,转而让江南士人当权。这样的选择,也不能单纯用昏昧来评价他。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李璟也从中看到了风险,南唐的建立得益于江南、江北的士人、地主支持,而权贵更是其血肉,一直以来,都是南方士人的力量强于北方,在尽失的江北诸州的情况下,强弱形势则更加明显。当江南的官僚、勋贵、地主、商人,这多方既得利益者联合起来的时候,哪怕是是李璟,也望而生畏。

    若是换了个意志坚决、手腕强硬的君主,或许能顶住这些压力,保卫改革成果,然而,李璟并不是,文弱是其标签,根本没有魄力办大事。

    是以,当那股强大的保守力量掀起反击之时,李璟退缩了,选择了抛弃韩熙载,也由此开启了南唐落幕前几年的衰败与沉沦,江河日下,宗庙将覆。

    也就是在这种局面下,韩熙载南渡三十余载,仕途坎坷,几度沉浮,一腔壮志,终究是无所伸展,转而纵情声色,不再过问政事。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偌大名声的那卷《韩熙载夜宴图》,也在这个时期,在顾闳中的手里绘成,提前问世。

    或许是心中有愧,得知韩熙载的状况,李璟还特意赏了不少财物与他,并从唐宫挑选了几名美貌的宫娥,赐与韩府侍候韩熙载。并且,制止了江南士人对韩熙载的清算动作。如此,李璟心里大概能好受些。

    不过,南唐最后的衰亡,李璟终究是看不到了,于乾祐十三年冬十一月在唐宫中病逝。于李璟而言,这或许也是种解脱,至少,亡国之君的名号不会落在他身上。

    太子李从嘉,在金陵群臣的拥立下,于当年成功继位,改名李煜,这位千古词帝,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于李煜而言,这显然不是件幸事,面对的是滚滚而来的历史洪流,作为一名不合格的舵手,控制着一艘漏水的破船,在动荡中艰难前行。

    相较于李璟,李煜上位后的处境,要更艰难些,对朝局的掌控,也要更弱些。朝政的混乱,民生的疾苦,情势更加恶劣。不过,他也做了几件事,比如秉持恭顺中原朝廷的政策,继位之初,便遣使上表。为了满足岁贡之输入,继续对百姓课以重税,使江南之民日益怨愤。

    同时,也摒弃了那些掩耳盗铃的行为,完全以中原臣属、江南国主自居,一应礼制,皆降等遵行。李煜妄图通过这样的态度与行为,赢得朝廷的欢心,以免大国之师征伐。

    当然,明白人都知道,这不会起任何作用。在乾祐十四年,刘承祐三十寿诞之时,曾降制,邀请江南国主李煜进京,再度被拒绝了。

    李煜的理由,是他初继位,国内尚不安宁,不便擅离,只遣使携带重礼为刘承祐贺寿。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不敢,怕被扣留,李彝殷可是前车之鉴,因而冒着触汉帝的风险,拒绝了。

    于李煜,于金陵而言,是知道国之将亡,而无可奈何。然若让其主动投降献地,不到最后关头,也不会做那选择。

    年轻的江南国主,面对国家的危亡局面时,并没有奋发振作,难堪国事的糜烂,最终把军政交与大臣,而自处深宫,风花雪月。在位的这一年多以来,除了涉及大汉的事务之外,少有过问,而是整个人沉浸在艺术之中,缠绵于情爱之中,倒也留下了不少宫廷艳词。或许,只有大汉军队南下之时,能让他猛然惊醒......

    帝位更易,改革派彻底消沉,而军事上,也再度遭受打击。最大的打击,来自于鄂州节度使刘仁赡的病亡,一直以来,刘仁赡都是作为金陵上游的防御柱石而存在,他的病逝,使得江南少了一名统帅,少了一座干城。

    江南将帅,本就青黄不接,到乾祐十五年,也只剩下一个林仁肇堪为可用之将。所幸,李煜听从了建议,把林仁肇自南昌府北调,把长江防线交给他。然而,汉师南下,又岂是区区一个林仁肇能顶用的。

    相较于江南的风雨飘摇,南粤国这边,也不安宁。刘鋹荒淫残暴,巫宦弄权,政治黑暗混乱,百姓水深火热,怨愤之声载道盈野。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是南粤国最真实的写照。

    在这里,不得不提汉粤两国之间的纷争。起初,刘鋹有称帝之心,受到了来自汉朝廷的严厉申饬与警告。

    面对汉帝谕令的威胁,既然是少年意气,也是无知无畏,刘鋹大怒,不仅不顾劝阻,驱逐了朝廷使者,还就在乾祐十二年八月,在兴王府复辟,登基称帝,同时断绝与中原往来。

    如此打脸中央的行为,自然惹得刘承祐大怒,直接下令,湖南汉军两路南下,讨伐是南粤。一路以潘美为主将,领军一万,自全州南下,攻桂州;一路以曹彬为主将,发兵一万,自郴州南下,攻韶州。

    从动员兵力来看,大汉并没有出到一分力,所动员的范围只在静娜湖,仅仅打算教训一下南粤,并为之后收取岭南做准备。虽然恼怒于刘鋹的行为,但大汉朝廷仍保持着理智,刘承祐也克制着自己的怒意。

    即便如此,潘美曹彬二人,也让南粤吃尽了苦头。粤国,也是可以武装起十万军队的,战斗力虽然差劲,但兵力摆在那里,这或许是刘鋹无畏的底气吧。

    面对汉师讨伐,粤国这边,自然是强硬应对。其应对措施,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汉军分两路来,他也分两路对付;其二,宦官领军;其三,急于求战,与汉军正面对敌。

    为了对付汉军的侵略,刘鋹一共从各地调集了六万军队。桂州方面,连败四阵,韶州方面,连败三场。结果就是,西面丢了桂州,东面韶州倒是守住了,但连州被曹彬攻取,兵马伤亡近四万。

    若非兵马不足,后继乏力,潘、曹二人,都能趁机灭了粤国。而潘美也趁机向朝廷上奏,言粤军孱弱,民心不依,请增兵灭之。当时,刘承祐还真是动心了的,不过综合考虑后,还是放弃了,而是回文让其就地休整,为他年计。以寡敌众,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而刘鋹这边,因为连番的败绩传来,算是被打醒了,惊惶之下,终于接受劝谏,修表遣使求和,同时迅速地自去帝号。

    见其识趣,汉廷也同意了,不过加大了其岁贡额度,一直以来,相较于金陵,粤国的岁贡压力并不算大,此番算是给其一教训了。至于丢了的城池土地,则更没有归还的道理了。

    刘鋹这个南粤皇帝,前后当了不满四个月,算是过了一把皇帝瘾,但代价是丧师失地加贡,一时为人所耻笑。

    提及南方,还有一个势力不得不提,那就是僻居西南的大理国。当朝廷把目光投向南方时,是主动遣使到东京通好,希望能结为友邻。

    大理段氏离国也二十五年了,已传至第四代,在位的段思聪。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玩自己的,然而,在天下形势剧变之际,哪里能够独善其身。

    尤其在大汉灭了孟蜀之后,是不得不警惕起来,再加上,王全斌在西南磨刀霍霍,岂能不慌。弱国面对强国,如果不能处卑怀畏,那也距亡国不远了。



    “陛下!”回到崇政殿,落座不久,一名气度厚重的中年官员,便至御前,垂首候命。

    此人名叫吕胤,字余庆,官宦出身,后晋年间以荫补入职。哪怕到乾祐十五年,以荫补出仕任职的官僚将吏,仍旧占据了半数以上,这也是一直以来朝廷的主要举贤渠道。剩下的,则于乱世之中,寻得机会,展现才能,得到任用。然后才是通过征召、科举,入仕为官为吏者。

    当然,随着刘承祐当政以来,改革积弊,削平天下,国家趋向于稳定,社会恢复治安,再经过十多年的沉淀发酵,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大汉的官僚体系中,力量也在不断加强,影响在扩大。

    似乎王朴、王溥、王著、李昉、卢多逊、张洎等,都是其中的翘楚,虽然这些人并不能算作一个朋党,但也从侧面证明,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大汉的比重。并且,可以想见,未来科举仍旧会发展成为大汉最重要的取才渠道,就因为其门槛较低,并且相对公平。

    吕胤呢,是荫补官员中的佼佼者了,累任多方,是从基层的岗位,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的,又经历过晋末乱世,见识广泛,深晓时弊,每居任,多有善政。这样一个履历扎实,而又能力出众的官员,哪怕在人才辈出的大汉初年,也是不可能被埋没的。

    吕胤仕途生涯的转折点,在乾祐元年濮州案,当时柴荣杀不遵政令、自行其是的濮州刺史张建雄,被召回京后下狱,听候处置。当然后来是重视轻罚,柴荣被派到徐州,准备南征。

    濮州案,原刺史张建雄基本是白死了,但濮州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州县,还需人治理。当时柴荣就举荐了吕胤,由他出任,吕胤升任之后,迅速废除了一系列的张建雄的恶政,改行乾祐新政,不到两年的时间,便使濮州士民,享受到了天子与朝廷的恩泽。

    其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从濮州刺史调任彰德知府,后又迁任大名知府、河东布政使司参政。在乾祐十二年到十三年的全国官政调整中,原本是有机升任河东布政使的,不过刘承祐一道诏令,调任中央,并且直接担任崇政殿学士承旨。至于大舅子郭侗,则被外放到沧州任知府,原知府楚昭府则出任河东布政使。

    这一次升迁,对于吕胤而言,算得上是仕途的又一转折点,虽然崇政殿学士承旨的品秩并不算高,但是作为皇帝的近臣,崇政殿的重要职位,内外盯着的人可一点都不少。

    而吕胤这由外而内,再经过在崇政殿的履历,再进一步,不是做一方大员,就是成为一部主官,将来登堂拜相可能也大大增加。

    在崇政殿任职,只花了半个月,吕胤就取得了刘承祐的认可。他在地方治政上的经验太丰富,很多事情,都能看到其实质,能给刘承祐提供许多他看不到的视野,对于刘承祐下放的事务,也都能妥善处置,与政事堂那边,配合也相得益彰,极大地弥补了王朴与诸宰相们的矛盾。

    没错,回到东京,位在宰臣,因为政见的缘故,作为崇政殿大学士的王朴,与政事堂那边屡有冲突,范质在时激烈,魏仁溥当政后,仍旧有争端。在其中,吕胤这个后期之秀,竟然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这是刘承祐没有想到的。

    而刘承祐看重吕胤,在于此人冷静、镇定而不乏果断,办事能力极强,并且,很受刘承祐欣赏的一个品质便是秉正,不盲从,不受胁,正义执言。

    去岁,前宣慰使赵上交去世,按照成例,对其盖棺定论,是该有所追赠。而赵上交,在晋末汉初的历史舞台上,也算一个风云任务,从迎河东军入东京,再到后面的科举制度完善,帝制王化宣传,为大汉也做了不小贡献。

    不过,以宰臣陶谷为首了一干人,主要是陶谷,却以赵上交为有罪之人进奏,不宜厚待。这种时候,恰逢刘承祐咨以此事,吕胤只是很平静的说,赵公因识人不明,而受贬谪,前过已受惩处,何以加之?死者已矣,叙其生前,功与过孰重?

    然后,刘承祐便降下恩谕,加谥号,追礼部尚书衔,同时封侯,以其孙袭爵。当然,对于赵上交的厚待,并不是因为吕胤的谏言,除了对赵上交的公平定论外,也因为刘承祐想到了赵曮,那个英年早逝,当初最受他喜爱的近臣赵曮,袭爵的就是赵曮的儿子。

    至于陶谷,又引得皇帝不满了,因为刘承祐清楚,陶谷针对赵上交,就是因早年的积怨,而采取的报复。陶谷善于揣摩圣意,在担任宰臣的这些年中,办的很多事也确实挺合刘承祐心意,但这个人就是有改不了的毛病,明明年纪不小了,却总是得意忘形。而刘承祐之所以没撤换陶谷,既因为他确实有用,也在于不想随便打破朝堂新建立的平衡。

    可以说,在皇帝身边,吕胤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干,突出的治务能力以及良好的个人操守。而随着王朴的病重,在崇政殿,吕胤也成为了实质上的主事者。

    此时,看着沉稳地站在面前的吕胤,刘承祐也平和地问道:“有什么事情?”

    “江淮兵马都监赵延进已进京,请求觐见!”吕胤答道。

    点了点头,刘承祐又问:“潘美、曹彬、郭廷渭呢?”

    “尚在途中!估其脚程,也当在这一两日内抵京!”吕胤说道。

    “好!”刘承祐旋即吩咐道:“那就先见赵延进吧,吩咐下去,让他稍事休息,饭时进宫,陪朕用膳!”

    “是!”

    刘承祐召赵延进、潘美、曹彬、郭廷渭这些将领进京,显然不只是为了听取外将述职,最重要的,还在于为了平南之事做准备。除了郭廷渭,其他三人,都处在平南的第一线,这番举动,也正式宣告,皇帝已经做好了用兵的心理准备。

    “另外,西北招抚使卢多逊上奏,定难军李光睿有异动,似乎在暗中联络契丹,建议朝廷加强军事防备!”吕胤又道。

    闻之,刘承祐眉头顿时就是一皱,双目中闪过一道冷芒,道:“看来这李光睿也如其父一般,非安分之人,如其私结契丹,西北必然生乱!”

    “陛下所言甚是!”吕胤说道:“夏绥内则纷乱不停,外则为朝廷所迫,其势愈窘,李光睿若想寻求破局,唯求外力,甘肃回鹘、漠北契丹,都是其交结对象,相较之下,契丹力量更强,对大汉的危害也更大!”

    略作沉吟,刘承祐吩咐道:“让卢多逊加强对定难军的监控,再令枢密院降一制令,着灵、盐、丰、延诸州兵马,提高警惕,加强防御!”

    “是!”

    压制着那少许的负面情绪,脸上露出笑容,刘承祐看着吕胤,说:“此番春闱,会考士子颇多,听说你弟吕端也赴京参考了?”

    “回陛下,正是!”吕胤有些意外地应道。对于自己这个弟弟,吕胤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早就可以为官任职,却不急于出仕,不用科考,却在误了几年之后赴京。但是,吕胤也能感受到自己弟弟的不凡,只是不敢在皇帝面前自夸。

    刘承祐则笑了笑:“那就祝他今科能够高中吧!”

    “臣待家弟,多谢陛下!”吕胤赶忙道。

    沉吟的一会儿,吕胤主动问道:“敢问陛下,文伯公身体如何?可曾改善?”

    闻问,刘承祐看了他一眼,微微一叹:“不容乐观啊!几至油尽灯枯,为国操劳这么多年,观其衰朽至此,朕也是悲从心来,颇为不忍。朕如今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量让他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大汉一统天下!”

    慨叹一止,刘承祐情绪收敛,又对吕胤道:“你若有闲暇,可赴王府,替朕探视!”

    “是!”吕胤对于王朴,还是很钦佩的,如今有了皇帝的应允,他也可以放下心中的某些顾忌,前去探访。



    已故陕国公赵晖,崛起于晋末汉初之际,有大功于朝廷。作为举兵反辽实际上的倡导发动者,主动投靠河东,开国之后,又主动顺服中枢,积极配合刘承祐削藩的政策,后又有领兵击败后蜀第二次入侵关中的战役,巩固大汉西南边陲。

    综其履历,属于大器晚成,时势造就,虽然任其施展的时间还不满十年,但在汉初的历史上,还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建立不小的功勋。刘承祐对赵晖有过一个评价:汉之所兴,公有力焉!

    另外,又不得不提一点,赵晖也是李存勖帐下亲兵出身的将领,庄宗出品,必属精品。

    而作为赵晖的儿子,赵延进当然也受到了皇帝的恩遇,诸多将领,为之奋勇拼杀的国公爵位,直接承袭而得,官位军职也累步升迁。当然,哪怕毫无作为,也足够富贵荣禄一生了。

    不过,在大汉的二代将领中,赵延进也算是一个佼佼者了。在乾祐初期的几年间,皇帝身边有好几名年轻将领,赵延进、张永德、安守忠等,如今基本都是一方大将了。

    而赵延进,从乾祐元年就作为御前班直侍卫皇帝,一直深受刘承祐信任,直到北伐前夕,才被派到扬州,辅助李谷进行备征事宜。

    初受皇帝征召时,赵延进才二十一岁,一晃十多年过去,赵延进已步入中年,成为一个有风度、有担当、有智略,可托重任的文武全才。

    是以,在万岁殿中,再度见到赵延进时,刘承祐高兴之余,也颇为感慨,直言人之将老。赵延进一直是个敢说话的人,直接出言打破刘承祐那点矫情,爽朗地道:“陛下春秋鼎盛,何以言老?臣虽年近四旬,更觉正当建立功业之时!”

    大度起来的时候,刘承祐是异常大度的,也对赵延进这股精气神很满意,笑了笑:“三年多未见了,朕很想念你,来,陪朕喝酒!”

    “谢陛下!”听着刘承祐亲切的话语,赵延进心中感念,再行一礼,然后以一个并不矫情的姿态入座。

    食案上摆着的,只是简单的几样菜食,鱼、春笋、青菜、豆腐,再加两盅鸡汤以及一樽酒。对此,赵延进有些愕然,说道:“陛下平日,就用此简食?”

    北伐还朝之后的这三年,因为财政不丰,国用艰难,汉宫之中,又开始节衣缩食了,刘承祐也是身体力行,带头示范。如今的他,并不排斥丰衣足食,只是该有所表率的时候,也从来能够忍受口腹之欲。

    并且,他简朴,其他贵族、大臣也得跟着学,否则就会引起他的不满,这种不满会在方方面面上体现出来。所谓推己及人,就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刘承祐与当年的孟昶,对比尤其明显。

    “陛下平日里的膳食,还要简陋些,也就是陕国公归来,方才多添了两道菜!”这时,侍候在边上的老太监孙彦筠主动开口了,替皇帝扬德。

    “有荤有素,有汤有酒,何谈简陋?”刘承祐则摆了摆手,看着赵延进说:“此番便将就一下,代平定江南,朕自当大宴功臣,届时再好好招待你们!”

    闻言,赵延进慨然道:“陛下如此,臣只觉无地自容啊!”

    在扬州,以其富庶,以赵延进的地位,在吃穿用度上,显然是不会亏待自己的。见状,刘承祐面色平和,只是举起酒杯,朝着他示意一下,先吃杯开胃酒。

    单独宴请赵延进,显示了他对赵延进的亲近看重,当然,目的所在,显然不可能只在吃酒用膳上。两杯酒下肚,赵延进主动问刘承祐道:“陛下打算正式发兵,平定江南了?”

    “嗯!”刘承祐也直接点了点头,语气轻松地仿佛并不是在谈一件军国大事,说道:“想必你们也猜到了,朕此番召南面将领回朝,也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你们久在南方一线,对军事情况的了解,也能给朝廷提供更全面的考量!”

    闻言,赵延进直接道:“陛下,臣以为,扫平南方,一统天下,已当其时!”

    赵延进自信干脆,语气斩钉截铁。刘承祐既不急躁,也不激动,而是看着他:“你说说江淮以及江南的情况吧!”

    稍微组织了下语言,赵延进禀道:“经过这几年的调整,江淮可发之兵,已达三万,其中扬州、庐州之军,都是常年接受训练,装备精良,熟悉当地气候的锐卒。扬州水师,经过张彦卿将军的整练,又更换添置了上百艘战船,实力出众,可为大用。一旦大军南下,江淮之师,可为大军前锋,先遣渡江!”

    “江淮驻军,朕早有意作为平南的主力使用!”刘承祐一句话,让赵延进雀跃不少:“不过,你们在江北大加操练,虎视眈眈,江南当有所反应才是吧!”

    赵延进颔首,表情严肃了些:“江南国主以林仁肇为将,负责江防,此人确实有一定将才,也恪尽职守。王师南下,其人堪为最大的阻碍,其所率军队,有两万水陆军卒,受其调教,当有一定战力。除此之外,江南军队皆不堪一击,而林仁肇终究独木难支,长江横跨千里,也不是他所能逆势阻挡的!”

    “你与李公在扬州,对于平南的构想,只怕也研究多时了吧!说说你的进兵方略!”刘承祐轻笑道。

    向刘承祐求了一张地图,赵延进按图指示,说道:“臣等以为,可发三路大军。第一路,自上游发兵,水陆并进攻鄂州,而后沿江东下,取湖口、池州;第二路则以江淮水陆大军为主力,择机渡江,直指金陵;第三路,以吴越兵马北上,攻常州、润州。当然,李公以为,这只是从大局着眼,具体进兵,还当因势而动!”

    对此,刘承祐显得很满意,事实上,平南战争,渡江作战,自古以来,都逃不出那个大体的方略,这是由于地理因素所决定的。当然,与历史所不同的,是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并且,江南背后,还有吴越这支力量在进行背刺,让江南朝廷面临的局面更加恶劣,几乎是种让人绝望的境地。

    “不管如何,江南所能动员的兵力,仍不下十万之众,还是不当小视!”刘承祐则这么道,语气先是谨慎,但说着说着便霸气侧漏:“不过,也该展现出大汉虎师的雄威,一举荡平江南,统一天下!”

    一直以来,刘承祐对军事所展现出的,都是种谨慎小心的姿态,每历战争,往往告诫将领,不可轻敌大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不断的胜利,随着国家军队实力的增强,这种习惯仍然保留着,但是从他个人而言,早已形成了气吞万里、无敌天下的自信。就像平南,之前不发兵,由其苟延残喘,只是不到时机,然而一旦做了决定,大兵南下,那就断然没有失败的道理。

    “李公的身体如何?”刘承祐关心道:“听说情况不是很好!”

    闻之,赵延进神色略显沉重,应道:“不敢欺瞒陛下,李公所患风痹,症状甚重,尤其冬雪之时,疼痛难忍,几不能下地,只能以轮椅、车轿代步,处置公务,亦多由口述......”

    听闻此消息,刘承祐怅然一叹,对于李谷的病况,他不是不知道,但李谷不报,刘承祐也只能当做不知。也清楚,李谷苦苦支撑,是为了什么,早年允诺他率师南征,然而时局所迫,一拖就是近十年了,也拖得李谷将入花甲之年了。

    良久,刘承祐说道:“朕欠李公一个承诺,也当与其实现夙愿的机会啊!”

    事实上,因为李谷的病情,刘承祐心中对于是否继续任他为南征主帅,是呈犹豫心理。毕竟战时与非战之时,所承受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脑海里浮现出那花甲老人,身居轮椅,犹翘首南望的情景,他又难免不心生动摇。



    开封东北约六十里,当南北官道,一座规模庞大的驿站坐落于此,名曰陈桥驿。作为交通要衢,承担着官府、军队、商旅、行人南北转运通行的作用,这些年,日益繁荣,人口流动性极大。

    其建立,最早是由皇帝刘承祐提出的构想,至今已有十四年了,常年有一队的禁军值守,配有吏卒三十余人负责管理,有道马、驿马超过百匹,筑有旅舍一百八十五间,常年客满,与西面的祥符驿、南面的永安驿合称近畿三驿。

    平坦宽阔,一直延伸向北的道路间,快速驶来一行人,领头的是员胡须稠密、皮肤泛黄的中年武将。来将乃是靖海军(由靖江军升格而成)都指挥使郭廷渭,随行只有三名骑士,按照朝廷的规定,以郭廷渭的品级,出行随侍扈从最多可在十人。

    作为一个降将,郭廷渭在大汉,得到少有的尊重与优待,尤其是作为北方稀缺的水军人才,更是得到破格提拔。真正算起来,其主掌大汉水军主力,前后已近十年,这些年一直负责汉军在莱州、密州的水军建设,使得大汉的影响力,遍及沿海。

    尤其在当年北伐之后,跨海作战,使得大汉对外打击作战的能力,显得更加立体。当初,他自莱州湾率领一万五千水军北上,成功登上辽东半岛,连续作战,攻占数州,把大汉的兵威扬于那片遗失已久的土地上。

    虽然后来因为的兵力、补给、人心等各方面的因素,被辽将高勋击退,坚持了近三个月,最后还被赶下了海。但是,积极的影响还是有的,至少为跨海军事行动积攒了经验,真实了解了辽东地区军事、地理、民俗情况,也使得辽东不再成为辽国安稳的后方。

    有鉴于此,据说在辽东京留守高勋的建议下,也开始组建水军以备汉军来犯,然而对于一穷二白,没有丝毫水军基础的辽国而言,这一步走得可异常艰难。

    对于郭廷渭而言,在辽东的失败,则视为耻辱,哪怕皇帝早有言在先,仅作尝试,不看战果。要说战果,以损失三千余卒的代价,取得了歼灭上万辽军的成绩,也不能算失败。但是,郭廷渭自己过不了心里那一关。

    综其缘由,还在于他降将的身份,这使得他在大汉的仕途上,不得不多投入,付出更多的精力与心血,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是以,当初退回莱州后,郭廷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奏还在幽州的刘承祐对辽东战况请罪。刘承祐对此,当然是善言安抚,还让他到御前汇报工作,亲自向他问取辽东的各种情况,其后更善加勉励,以减轻他心理压力。

    因此,对于皇帝,郭廷渭存有感恩戴德心理的,一心想要建功立业,以报君恩。在蛰伏的这三年中,在东面监造海船,补充兵员,训练水战,以待时机。

    而此番,受召来京,在接到诏书后,交待好军务,便带着随从,匆匆西来。郭廷渭是颇有见识的将才,从天子的此番举动,他就看到,机会来了,朝廷必有征唐之议。毕竟,当初刘承祐授意在东海建水军,其主要目标就是江南。

    若是早年,在对唐作战上,他或许还会有少许心理障碍,但入汉十载,什么故国情分,早忘得差不多了,也不敢再表现出类似的态度。初降之时,天子或许会赞赏他忠义,到如今,若还矜持,那可就是取死之道了。

    另一方面,南方就剩下那几个小国了,统一在即,天下即将归于太平,像他们这些武人,建功立业的机会可是越来越少了。如果不趁着在最后的统一战争中,积极作为,赚得功勋,封妻荫子,那今后只会越发渺茫。

    发展到如今,大汉良将如云,在功业上,已经显得有些僧多粥少了。相较之下,郭廷渭算是幸运的,在水军作战方面,竞争压力着实不大。

    陈桥驿前,一行人驻马停下,立刻有驿吏上来迎候,闻听情况,得知身份,小吏更加卑敬了,面堆笑容,使得翘着的胡须都微微颤动。

    安排人牵马喂补的同时,腆着脸,热情地侍候,引其入驿站的同时,贴心的发问:“不知将军,今夜是否留宿,如留宿,下吏好提前安排!”

    “不用了,准备点饭菜酒食,让我们一行吃饱喝足,就走!”郭廷渭吩咐道。

    “是!将军请随我来!”驿吏殷勤不减。

    入内,便是一阵喧嚣,这驿站内部,就如酒楼一般,修得也比较阔气,宽敞明亮,仅大堂就有近四十张食案,并且,大多坐着人。

    能住得起驿站的,都不是什么平民百姓,当然,以路过的官员、商旅居多,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身着绫罗锦缎者,还有一些直接穿着官服的。

    他这一行入内,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有主动上来搭讪的人,都被他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入驿站,只是为了吃饭。

    然而,落座,观察着周遭的景象,郭廷渭仍不禁感叹:“驿停满宾客,实盛世光景啊!”

    在南唐时,郭廷渭见识过繁庶,也亲历过战乱,但是,没有心安的感觉,大抵是王朝气运的影响吧。

    等待是考验耐性的,尤其是腹中饥饿,等食物的阶段,郭廷渭耐性十足,倒是手下的随从,颇为不爽,若不是郭廷渭压着,估计要拍桌子吆喝了。

    不过,这个时候,一名身着绸衣的,头顶着个黑幞头的男子走到桌前,向郭廷渭道:“郭将军,我家官人有请!”

    “嗯?”郭廷渭双目中闪过一道惊疑,打量了其人两眼,三十来岁,虽是奴仆,但气度沉稳,明显不是一般人的家仆。

    “敢问你家主人?”郭廷渭问道。

    来人稍凑上前,压低声音,道出一个名字,郭廷渭表情顿时郑重起来了,起身便一拱手,谦和道:“烦劳引路!”

    又对随从吩咐了几句,然后就随着来人前去拜谒。

    “末将参见国公!”入得一个安静的房间,见着他端坐案后,悠然品茗的中年男人,郭廷渭立刻上前,躬身行礼。

    “将军不必多礼!”柴荣起身回礼,态度还算温和,伸手道:“请入座!”

    没错,房中贵人,正是大汉澶国公柴荣。在休养了差不多一年后,身体良好,刘承祐也就让他出来参与朝政了,先是当了一年的开封府尹,去岁又奉命,代天巡狩,北上巡察边事,前后历时近半载,至今方归。

    “多年不见,将军风采依旧啊!”柴荣看着郭廷渭,难得地笑了笑。

    郭廷渭也恭维道:“国公也是贵气逼人,威严日重啊!”

    柴荣脸上不见丝毫动容,平和地说道:“此番还京,暂于此驿歇脚,听闻将军落座,特邀以一叙!”

    “这是末将的荣幸!”郭廷渭对柴荣,保持着一定的恭敬。

    柴荣在大汉臣僚中的地位,很高,权势也很重,不提他的个人能力与皇帝对他的信任与委重,就从其多年掌握军机,又还是皇亲国戚,这些都足以令天下绝大多数的人敬畏。

    说起来,柴荣与郭廷渭之间,还是有一段缘分与交情的。当初淮南大战,在淮东地区,柴荣作为经略使,面对的最大最难缠的对手就是郭廷渭了,后来郭廷渭的投诚,也有柴荣在其中牵线作用。

    此番于此偶遇会面,叙谈起来,倒也多了几分感慨......

    二者对坐品茗,畅快交谈,因为柴荣之故,郭廷渭也就干脆选择夜宿陈桥驿,待来日与柴荣一起进京。



    汉宫,午后的眼光照耀下,潘美与曹彬二将,顺着常常的廊道,走向待诏所。禁宫森严,作为臣子,四下张望是失礼的表现,不过,阔别已久,潘美还是小心地观察了一下周遭的景象,最终化为一声感慨:“宫中,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啊!”

    曹彬与他走在一块儿,或许是从郭威那里学来的谦慎持重,闻言,只是礼貌地笑了笑,并未接话。再加上,曹彬不似潘美在禁宫内当过职,没有那么多感慨,他的仕途生涯,是从地方职吏的位置上不断提拔上来的。当然,郭威的关系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说起来,此番奉诏还朝述职,还是曹彬第一次进京,第一次受皇帝接见。是以,就曹彬个人而言,沉稳的面容之下,也有一个激动的心情。

    自从乾祐八年,朝廷收取荆湖后,潘曹二将,便一直被放在湖南,统兵、练兵、镇乱、剿贼,至今,已然快七年了。

    哪怕在当初,刘承祐对全国军队进行调整,湖南地区没有幸免,似杜汉徽、李筠这些将领,都有调动,唯有潘、曹二将,没有挪动,皇帝的任用意图,可谓明显。

    如今,两个人,都已年过三十,曹彬还可以说年轻些,那么潘美则已经可用奔四来形容了,可以说足足七年的宝贵时光被耗费在了湖南,潘美心里多少是有些不甘与郁闷的。

    潘美少有壮志,是个事业心、功利心很重的豪杰,从平蜀到北伐,两场大规模的战争,都没有他的份,对他而言,实在是种痛苦。这也是,在十二年汉粤之间的“复辟战争”中,潘美极力向朝廷请命,加派兵马,一举灭粤,尽复岭南。

    虽然被皇帝压制住了,但潘美心里的功业欲望越发强烈了。如今,又是两年多过去了,当皇帝的诏令飞传湖南,潘美知道,他苦等多年的建功时机,到来了。

    经过多年的南戍生涯,对于南粤的情况,潘美早已是烂熟于心,其国内形势,于他而言没有任何遮掩的地方。并且,潘美已经完全勾画好了,如何灭粤,如何进兵,有一整套的方案,准备在此次回京后,面呈皇帝。

    待步入待诏所,见到坐在席位上,正与郭廷渭交谈的柴荣,潘、曹二人楞了下,旋即反应过来,上前行礼:“见过枢相!”

    “郭将军!”又朝郭廷渭拱了拱手,两者之间,本来只是点头之交。

    “我现在,已卸枢密使了!”柴荣见到潘曹二将,也显得很开心,指出称呼上的错误。

    潘美这也是习惯了,毕竟柴荣从枢密副使到枢密使,掌握军政的时间可实在不短,可算是深入人心,而潘美当初在枢密院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下属。

    反倒是曹彬,微微一笑,礼节到位,恭敬道:“末将拜见柴公!”

    曹彬就是这样,总给人一种稳重踏实规矩的感觉,根本挑不出什么差错来。看着也已迈入而立之年的曹彬,柴荣道:“国华能有如今的成就,邢公夫妇,也当欣慰了!”

    曹彬当即谦虚道:“多谢国公夸奖,末将不敢当之,我之所愿,唯上不负君恩,下无受民怨,如此足矣!”

    “你呀,这么多年脾性就没变过!”见其状,柴荣表情愈显宽和,他本就是个严肃沈重的人,对曹彬这种毫不张扬的言行很是认可。

    “我给你介绍介绍,靖海军都指挥使郭廷渭,郭将军!此番同样,奉诏赴京!”柴荣介绍着,在场四人中,也唯有曹彬与郭廷渭互不相识。

    郭、曹二者见礼,柴荣又朝向潘美,语气十分感慨:“仲询,如今果为朝廷大将啊!”

    潘美微微一笑,恭敬道:“还要多谢陛下与澶公提拔,只是未能参与北方大战,甚为遗憾!”

    听其言,柴荣难得地笑了笑,道:“看来,你此番回京,是已拟好请战书了吧!”

    潘美接着话头便道:“末将斗胆请问澶公,此番陛下召我等回京,是否已定下平南之议?”

    注意着潘美的眼神,满满的立功欲,柴荣却摇摇头:“我方北巡归来,对于陛下与朝廷决议,尚不清楚,不过,既已回朝,陛下自有嘱托,你们不必心急!”

    几个人,就在待诏所中寒暄着,尤其是与潘美、曹彬的交谈,柴荣有些用心,特别关心南方的情况。

    说起来,也无怪刘承祐对郭氏父子,会有难抑的忌惮。别的不说,仅看这等候召见的几名将领。曹彬,郭威的甥侄;潘美,早年就是柴荣的下属,为其所发觉,后来又受其举荐进入禁军,枢密院任职又担当了一段时间直系下属,对潘美的任用也大力支持;郭廷渭,当年的交情,至今发挥着作用,而作为降将,柴荣是也其所亲近的对象......

    而这三人,显然是刘承祐为平南战事所准备的统军将领,都是要大用的。更别提,大汉军中,其他老壮将校中,与郭柴有牵扯之人了。

    并没有让四人等太久,约一刻钟后,内侍前来传谕,召四人万岁殿觐见。刘承祐其时,正在后宫,与周淑妃调情,听她谈琴吹箫,缓解一下国事的压力。

    前几年,他曾放过一段时间权力,但不知觉间,又收了回来,尤其在十二、十三年的军政大调整中,是亲自监督着下面,压得很多官僚都喘不过起来,待进入十五年,方才好了些。

    对于柴郭潘曹四人的回京,刘承祐当然显示出了他的热情与亲切,拿着几张炊饼,对四人道:“这可是朕特意命人的从宫外采购的孙家饼,名气很大,招牌响亮,朕早有闻之。今日始尝之,你们回得正巧,有口福了!”

    皇帝这番亲和的姿态,还是让人很舒服的,用几张炊饼,就打消了似潘美、曹彬在面圣时的紧张感。

    “此番北巡,忍风冒雪,一路辛苦了!”当然,刘承祐首先关注的,还是归来的柴荣。

    “待天巡狩,这是臣的荣幸,陛下信重,敏感五内,何言辛苦?”柴荣显得很平静。

    这只是君臣间的一种交流方式吧,刘承祐迅速揭过,谈起正事,说道:“你上的奏章,朕已经阅过,对北巡的结果,朕很满意。不过,你其中提到,契丹有异动,朕很好奇,这异样何来,说说看你的想法!”

    闻问,柴荣也严肃起来,应道:“臣是通过与诸边将领交流,与察问边市部民及胡贾,方才得知。这一年来,契丹的部族、戍卒,有向西迁移的趋势,虽则隐秘,但终究难以彻底掩盖痕迹。并且,据九原李万超将军所报,这三年间,辽主数次西狩,最远曾至阴山北麓的白达旦部。

    虽然只是猜测,但臣相信,契丹是在秘密筹划着什么计划,且必定在西面,朝廷不得不防!”

    听其言,刘承祐则冷声道:“就在不久前,朕也收到了西北卢多逊的奏报,言定难军李光睿,在秘密联络契丹人。你说,契丹人会不会在谋划河西地区?”

    对此,柴荣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只是郑重地说道:“臣以为,北伐之后,辽国遭受重创,绝不是这短短三年就能恢复过来的。其主动谋攻大汉的可能,并不大,但如果同定难军联合起来了,对西北地区,必然造成重大祸害,不得不重视此事!”

    考虑了一会儿,刘承祐方才道:“看来,平静了这几年,都不安分了。契丹人,定难军,倒也都选了个好时机。”

    说着,刘承祐也表明了他在此事上的态度:“而今,朝廷的重心,当放在削平江南,统一天下。至于西北,契丹人意图未明,党项疑而未动,只要局势没被打破,只能暂时搁置。不过,朕已然下诏,令西北军政提高警惕。”